焕之同志的名字，我最初是从唱他的歌、读他的文章和著作时知道的。解放战争初期，我就唱过他写的《民主建国进行曲》。长沙和平解放时，我又看到了46军文工团演出的歌剧《白毛女》——后来才知道焕之同志就是作者之一。也就在这个时候，我开始逐期购阅北平版的《新音乐》月刊，并且在该刊8卷1期上第一次读到了焕之同志写的两篇短论——《音乐为人民服务的几个问题》和《旋律的地方性与全国性》。从此，我才开始知道他不仅歌写得好，而且文章也写得好。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对焕之同志虽然景仰已久，但是由于相隔异地而无缘一睹风采。直到80年代中期以后，才第一次见到他。以后十几年来，虽然多次在一些学术活动或纪念活动的场合中见到他，但也只是打个招呼。寒暄几句，极少个别接触、深入交谈，以致于始终没有机会就音乐界一些令我深感困惑的重大问题当面向他讨教。尽管如此，他作为一个前辈，却对我倾注了令人至感亲切和温暖的关爱。我先后得到过他赐赠的、汇集了他的声器乐代表作的《春节组曲》和《秦王破阵乐》两盒音带制品以及作为“中国文联晚霞文库”之一的《李焕之声乐作品选集》。特别使我感动的是去年贺（绿汀）老去世后第二天，他就和李群同志专门写了一封信表示悼念，说“贺老一身正气，铁骨铮铮，他的去世是音乐界的重大损失”。
焕之同志患有鼻癌，我已早有所闻；而且据说因为化疗，导致耳膜穿孔而失聪，要戴助听器才能与人交谈。有几次在一起开会，我就亲眼看见他不时取下助听器，用棉棒去吸耳朵里渗出的脓血。这无疑是相当痛苦的。近年来，他的健康情况每况愈下，经常住院接受治疗。但是他的生命力极具顽强，总是住了一阵子的医院，等病情稍稍稳定，又回到家里伏案笔耕。去年10月我在郑州协助河南大学武秀之教授搞音乐剧《中国蝴蝶》时，见到专程前来审看该剧试演的程云同志。当问及焕之同志近况时，他说正在力争完成《第二交响曲“土地”》。在此之前，我就已经读过焕之同志在《人民音乐》上连载的万字长文——《我与“黄河”的不解之缘》，也知道他的《第二交响曲》第一乐章“路”已经在他的作品音乐会上首演，现在又听说他正在赶写这部交响曲剩下的两个乐章，不禁为之振奋；并且对他以耄耋之年，多病之躯，仍然坚持为人民写作，仍然不放弃自己的艺术追求所表现出来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韧劲、毅力和精神而深受感动。本来武秀之同志也曾经想请他和李群同志来看《中国蝴蝶》的试演，但是听说他又住院了，李群同志也在医院守护。当时我们确实捏了一把汗。直到听程云同志这么一说，悬着的心才放下来，以为住院可能是“监护性”的例行公事。不料10月底回上海不久，便传来焕之同志身上的癌细胞已经扩散的消息。
在我心目中，焕之同志是继贺老以后音乐界第二个最受人尊敬的领导，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去年，贺老留下他没有来得及完成的回忆录撒手人寰。现在，焕之同志也留下他没有来得及完成的第二交响曲撒手西去。音乐界两位最得人心，并且被大家寄托着重望的领导先后辞世，这是何等的不幸，何等的令人感到深深的失落啊！对于音乐事业的健康发展来说，这损失是无从挽回，也无法弥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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